針對淘寶賣家遭遇的超150次惡意投訴，浙江余杭法院在接受賣家申請后，近日對惡意投訴者發出“投訴禁令”，反制知產流氓行為。這一被稱為“反向行為保全”的司法創新舉措，受到廣泛關注。專家認為，投訴禁令制度是遏制知產領域惡意投訴的重要手段，對規范網絡生態意義重大。

6月23日下午，余杭法院知識產權庭庭長成文娟通過直播間，與網友解讀涉電商惡意投訴的反向保全機制。值得一提的是，最高人民法院近日發布《關于審理涉電子商務平臺知識產權糾紛案件的指導意見》的征求意見稿，明確規定適用“反向保全”的情形，意味著電商賣家遭遇惡意投訴可向法院申請采取保全措施，恢復商品鏈接。

這是最高法吸納法院司法創新的結果。成文娟表示，司法解釋的規定如果實施，“這將是反向保全最直接的法律依據”。

立法不足，法院司法創新遏制“知產流氓”

“知產流氓現在提得比較多，惡意搶注、惡意投訴、囤積商標、投訴牟利、售賣商標，這幾個關鍵詞，能把知產流氓的畫像清晰地呈現出來。”成文娟介紹說，有的職業商標搶注人，搶注網紅店鋪、批量注冊，比如，連“破洞”都被注冊了，然后投訴破洞牛仔褲侵權，“正常的商標注冊是用于經營使用，而這些人的動機是利用可能下架或者下架來進行敲詐，有的甚至明碼標價，付一筆錢撤回一個投訴。”成文娟說，在電商環境下，商品鏈接被刪一天兩天對商家都可能是致命打擊。

成文娟介紹，我國法律規定的“通知-刪除”規則極大提高了權利人的維權效率，但由于缺乏制約投訴行為的配套機制，該規則易被濫用，成為一些不法之徒打擊競爭對手、謀求不正當利益的工具。

2017年，阿里巴巴作為電商企業首次封殺“知產流氓”引起熱議，也讓知產黑色產業進入大眾視野。與此同時，司法機關也在探索反制“知產流氓”的創新舉措。

2018年3月，在阿里法務的協助下，拜耳公司將惡意搶注“水寶寶”商標并進行惡意投訴的李某訴至法院。余杭法院一審判處李某構成不正當競爭并賠償拜耳公司經濟損失70萬元。該案首次將職業商標搶注人的惡意搶注行為納入《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管轄范圍。

近兩年來，全國多地法院發出“投訴禁令”，通過反向行為保全方式，讓遭遇惡意投訴的電商賣家盡快止損。

2019年9月，淘寶商家徐某在起訴商標搶注者的同時，在阿里法務支持和建議下，向法院申請訴前行為保全，請求裁定三投訴人立即停止投訴行為，避免對其造成經濟損失。9月16日，余杭法院對這起因惡意投訴引發的糾紛作出該院首個禁止惡意權利人投訴的訴前禁令。

今年4月最高法公布的2019年知識產權典型案例，南京中院作出的全國首例涉電商惡意投訴反向行為保全案入選。在該案中，為避免丁某的惡意投訴在即將到來的“618大促”中給商家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該公司聽取阿里法務建議后，向法院申情恢復鏈接，得到南京中院支持。江蘇高院總結了該案的三大意義：一是有效防止被投訴人損失進一步擴大；二是彌補現有《電子商務法》規定的不足；三是有效阻卻惡意投訴，有利于電子商務健康發展。

最高法公布司法解釋征求意見稿，涉電商反向保全或有更直接依據

4月上旬，浙江高院知產庭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惡意投訴現象令人擔憂，如不加以規制只會愈演愈烈，呼吁加大打擊力度。4月21日，最高法發布《關于全面加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意見》強調，促進電子商務的健康發展，要追究濫用權利、惡意投訴等行為人的法律責任。兩會期間，最高法民三庭庭長胡仕浩也表示，如果不加有效規制，惡意投訴行為將對電商平臺的經營生態造成嚴重影響，人民法院對此高度關注。

值得一提的是，6月10日，最高法發布的《關于審理涉電子商務平臺知識產權糾紛案件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將反向行為保全機制寫入這一擬出臺的司法解釋。

征求意見稿規定，“知識產權權利人因情況緊急，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不立即采取商品下架等措施將會使其合法利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的；平臺內經營者因情況緊急，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不立即采取恢復商品鏈接等措施將會使其合法利益遭受難以彌補的損害的，均可以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一條的規定，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申請采取保全措施。申請符合法律規定的，人民法院依法應當予以支持。”

上述規定，意味著知識產權糾紛當事人不管是投訴人還是被投訴人，具有同等的行為保全申請資格，被惡意投訴的賣家在緊急情況下，可以向法院通過反向行為保全機制恢復鏈接。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互聯網法治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劉曉春認為，“反向行為保全”實際上就是給商家增加了一種可以去對抗惡意投訴的工具和機制。商家除了能在電商平臺上提交反通知去證明不侵權之外，還可以通過法院申請行為保全，來對投訴方做出一個行為禁止。從長遠來看，也將促進對惡意投訴現象的遏制。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在《光明日報》發表評論文章稱，投訴禁令制度成為遏制惡意投訴者，維護正常網絡生態制度的重要手段。“這項知識產權方面的司法創新，有助于知產侵權行為的及時止損，對規范網絡生態意義重大。當下，可在此基礎上依靠進一步修法，完善各制度間的關系，最大限度平衡網絡生態。”

在6月23日的直播中，成文娟認為，最高法司法解釋的這一規定如果實施，“也將是反向保全最直接的法律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