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優秀共產黨員，又是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中國作家莫言自嘲自己丑陋，也大揭祖國母親的丑陋，是希望變得更美。

  2012年12月8日，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的瑞典學院發表題為“講故事的人”的文學講座，他以回憶母親開頭，在人性的基礎之上，介紹了自己如何走上文學之路，痛心疾首地述說了和母親在一起感受到的世間冷暖，尤其是貧困、歧視、暴力帶給他和母親的坎坷經歷，他用這種方式與世界性普世價值對接。毫無疑問，在面對強烈持有西方世界價值觀念的瑞典人和其他世界人士面前，莫言無疑是在告訴世界中國曾“水深火熱”，這在長期以來中國主流宣傳渠道按照“欣欣向榮，形勢一片大好”基調、掌握對外宣傳話語權的情況之下，莫言無異于一次“泄密”。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滿懷著對新社會的憧憬和期冀。領袖們和早期共產黨人一樣，認為資本主義人剝削人，人壓迫人，對其在解放生產力，促進生產力，推進社會進步的作用評價過低。《共產黨宣言》指出，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有發達的現代工業文明、市民社會，生產力水平太高，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無法容納。如美國最有可能發生共產主義革命，建立社會主義國家。

新中國成立后很長一段時期，認為除中國以外，西方世界和其他國家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因此提出“越窮越光榮”，在自己吃不飽穿不暖時鄙視、批判，發誓要用暴力革命推翻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制度，要去解放世界各國人民。

長在紅旗下的莫言對這些階級斗爭理論和口號并不是不熟悉，這是他能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必要條件之一。但是在瑞典，他沒有只談文學的寫作技巧，而是超出在國內演講的主體范圍，從沒有過地全面系統地回顧了年少時所有的痛苦經歷和對母親的思念，這無疑是揭祖國母親的“丑”。

莫言回憶如下： 關于母親最初的記憶是他失手打碎了家里唯一一個暖水瓶，當時他害怕地躲了起來，母親最后并沒有責罰他，而是發出長長一聲嘆息。毫無疑問，這是貧窮導致了莫言的強烈擔心和自責感。

而對于莫言來講，最為痛苦的事情莫過于看到母親被村干部毆打，他從母親眼里看到了絕望的眼神。在莫言回憶中，黨員干部也并非和人民群眾心連心，儼然土豪惡霸一般。

令莫言至今難忘的是在挨餓的年代，叔叔從供銷社弄回來半麻袋豆餅，這半麻袋豆餅藏到哪兒，莫言就找到哪兒，老想偷吃，很長一段時間折磨得他夜不能寐。莫言不會忘記那時一大家子人圍著低矮的飯桌邊上稀里呼嚕喝野菜湯的情景。孩子們夾在大人之間，坐在爺爺做的各式各樣的栆木板凳上嗅著難以下咽的野菜湯，瞪著眼出神。 

 莫言童年輟學，飽受饑餓、孤獨、無書可讀之苦。莫言二十歲之前惟一的一次照相，大約在1962年春天。 母親患了嚴重的肺病，饑餓，病痛，勞累，使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

不僅如此，那個時代在他講述中變得十分虛假做作，比如莫言小時候去參加一個苦難展覽，莫言哭了，而當時有一個孩子沒有哭，為此莫言還向老師打了“小報告”。多年之后，莫言深表愧疚，他悟出一個道理：當眾人都哭時，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當哭成為一種表演時，更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由此可見，所有的政治宣傳教育之下，并不是所有人都真誠地哭泣。

盡管那個時代在莫言回憶中十分可怕恐怖，但是母親的大愛照亮一切。讓莫言最難以忘懷的還是母親對貧苦人群的悲憫之心，有一年中秋莫言家吃餃子，每人只有一碗，一個老乞丐前來乞討，母親給了這個老人半碗餃子。讓莫言最后悔的事情莫過于當年跟母親去賣白菜多算了老人一毛錢，莫言的母親覺得兒子給自己丟了臉。因為相貌丑陋，自己小時候吃了不少苦，很多人都嘲笑他甚至因此打過他。莫言因此苦惱過，最后還是母親開導莫言，讓他多做善事，這樣丑也能變成美。 

恰好這種經歷，使得莫言發奮努力，把苦難變成自己的財富，寫進了自己的小說之中。莫言后來說：回顧往昔，我確實是一個在饑餓、孤獨和恐懼中長大的孩子，我經歷和忍受了許多的苦難，但最終我沒有瘋狂也沒有墮落，而且還成為一個寫小說的。到底是什么支撐著我度過了那么漫長的歲月？那就是希望。

莫言表示，“不管小說起源于夢境或是發端于現實生活，但最終都必須和個人經驗相結合。”在諸多小說之中，最貼近他自己的是《透明的紅蘿卜》中那個渾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 

寫作《天堂蒜薹之歌》這類逼近社會現實的小說時，面對著的最大問題，其實不是莫言敢不敢對社會上的黑暗現象進行批評，而是這燃燒的激情和憤怒會讓政治壓倒文字，使這部小說變成一個社會事件的紀實報告。

幸好，莫言沒有面對諾貝爾獎沾沾自喜，而是在懷念母親的同時，揭了祖國母親的丑。盡管對于莫言的演講內容，國人評價也參次不齊，褒貶不一，但是莫言仗義執言，無疑有助于改變祖國母親的丑，變得更加美麗，也會深深告慰母親的在天之靈。